告别杭州
战火逼近，大学启程
必须先离开，才能把大学带走。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 月，日军进攻上海，战火向浙江逼近。
对一所大学来说，最难搬走的不是校舍，而是书、仪器和课堂。杭州的选择，是带着能带走的一切，继续把课上下去。
从江干码头出发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告急后，浙大决定举校迁往建德。师生携 700 多箱、200 余吨图书仪器，分三批从江干码头乘船沿钱塘江、富春江撤离。
沿着水路
西天目 · 建德 · 金华
课堂搬进寺庙，报纸办在码头，仪器在轰炸中被一箱箱抢出来。
西迁的第一程并不遥远，却最忙乱：课堂要开，校产要运，消息还要传出去。
寺庙、码头、车站成了临时校舍；学校的图书仪器，比人走得更慢、更险。
求是
宜山 · 1938.11.19
走过一年多的路，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两个词在宜山出现。
同一个词，在不同处境里有不同的重量。宜山的“求是”，是一所流亡大学在动荡中确认自己方向的时刻。
校训与校歌在同一年落定。歌词不是装饰，而是把校训写成了可以歌唱的解释：求是，是求真的起点。
大海浩瀚而不自满，所以能容纳千万条江河。
“求是”既是旧名，也是求真的起点。
振兴家国，与世界偕行。
作词 马一浮 · 作曲 应尚能
查看完整校歌 →抵达宜山
受战事所迫，浙大经 40 多天艰难跋涉，于 1938 年 10 月底到达广西宜山。
《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
宜山开学典礼上，竺可桢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师生，并提出以“求是”两字为校训。
“求是”成为校训
在广西宜山，竺可桢主持校务会议，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并决定请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写校歌歌词。
校歌《大不自多》
马一浮作词、应尚能谱曲的《大不自多》，以四言体文言写成，取材《易经》《书经》《礼记》等典籍，经校务会议通过正式定为浙江大学校歌。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
宜山轰炸
18 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有 100 多枚，10 多间房舍被毁，100 多名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
纸上的山河
文澜阁《四库全书》
一所流亡的大学，同时替一个国家看守着它的书。
在流亡中护书，是一个近乎苛刻的决定：藏书要占运力，护书要担风险。但读书人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
浙大迁黔之后，守护并没有结束——这所大学继续替一个动荡的国家，看管着它最重要的典籍。
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
在浙大协助下，文澜阁《四库全书》约 140 箱（一称 139 箱）经五省、2500 余公里安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战后运回杭州。
东方的剑桥
遵义 · 湄潭 · 永兴
求是被拆散成三处地点，又在此处重新长成一所大学。
遵义、湄潭、永兴——三个相距数十公里的地名，共同组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务在遵义，实验与课堂散落在湄潭与永兴。
条件决定了生活的方式，却没有改变治学的标准。接下来的每一张卡片，都是“求是”在具体一天里的样子。
迁入贵州
宜山遭轰炸后，浙大第四次迁移，迁往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处办学，在第二故乡写下七年办学史。
费巩灯
训导长费巩发现学生用的植物油灯油烟重、光线弱，便自行设计并自费订做八百多盏油灯送给学生，被同学们称为“费巩灯”。
何家巷的灯光
王国松把一台功率较小的茶油机和发电机搬到教室集中的何家巷大院，每晚发电 3 小时供学生自修。
唐家祠堂里的实验室
谈家桢在破旧的唐家祠堂建立生物实验室，以竹管作导管、瓦盆做蒸发皿、挖地窖代替冰箱，最终发现“嵌镶显性现象”。
放羊时写下的中微子论文
物理学家王淦昌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前沿研究，发表了关于探测中微子办法的论文，为后来相关实验提供了重要思路。
油灯下的陈苏学派
数学家苏步青一边种菜，一边在油灯下完成数学著作，并与同在数学系的陈建功教授创立了享誉世界的“陈苏学派”。
“东方的剑桥”
中国科学社 30 周年年会在湄潭文庙大成殿召开，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他在演讲中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江城子》：重聚在钱塘
生物系学生周本湘为浙大附中写下毕业歌《江城子》，词末“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与“重聚在钱塘”寄托着战时学子对回杭的期望。
“缺补金瓯，重聚在钱塘。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
回迁
路线闭环
离开是为了保存，回来是为了继续。
抗战胜利后，浙大迁返杭州。出发时的取舍，回来时有了答案：大学不仅被保存下来，还长大了。
地图上，一条线第一次合拢。
回到杭州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于 1946 年秋迁返杭州。西迁前学校只有 3 个学院 16 个系，返杭时已发展为 7 个学院 26 个系。
路可以远，求是之心不可移。
迁移的是地理位置，延续的是大学精神。
西迁的路线在 1946 年合拢，但“求是”没有留在贵州——它跟着人一起回到了杭州，留在此后的每一间教室、每一次实验、每一代浙大人的日常里。
愿这段历史，能让我们记住：路可以远，求是之心不可移。